费雪(财经评论员)

　　久不进入公共视野的招商引资再出新闻。

　　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370万未能兑现的招商奖金，浙江人姜大成开始四处讨说法。近期，他将江苏省沭阳县政府推上法庭，上演了一出长达数年的“民告官”。但最终法院只作出了再给他20万元奖金的判决。这背后的故事细节复杂，旁人难以置喙，不过关于地方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与地方政府红头文件算不算数的争议则令人深思。

　　事实上，招商引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注脚，其利弊也日渐为重视。招商引资，对于早期资本稀缺的中国经济意义不菲，其最早也起源于因开放政策而成立的大小开发区。早期沿海城市的成长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存在直接关系，对于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就业税收成效斐然，这一榜样的作用也引发各地地方政府竞相模仿，甚至不少地方政府喊出了“亲商、富商、安商”口号。

　　今天，从经济学上考量，伴随着中国自身发展以及资本富余，外来投资以及招商引资的意义可能不再那么重要，所以才屡屡有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收起红地毯的报道。与此同时，招商引资之中的主角，往往是作为公共服务主题的地方政府，这样的错配也造成种种扭曲，譬如招商成本过高、招商文件随意、考核方式简单、污染转移等弊端，上述姜大成与沭阳县案例不过其中一隅。以这种视角，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行政分权以及财政分权，加上晋升考核日渐与经济发展挂钩，便造成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官员将发展地方经济视作首要目标。

　　如此看来，地方政府也属于理性“经济人”，一直相应地在寻求地方利益，当前分权式制度环境也为之提供了空间。当前经济学理论，或许有效地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行为激励问题，却未能有效回应地方政府权力的束缚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招商引资乃至地方竞争之中，地方政府唱主角，导致地方政府的职能存在错配，也造成种种市场扭曲以及行政管制。资产配置低效、呆滞账风险以及腐败等等弊端如影相随。进一步来追问，如何规范、束缚地方政府权力失范？求助上一级政府，则上访之路茫茫；选择法院，则诉讼成本高昂；依赖媒体监督，则面临“异地监督”的重重困难。

　　也许，目前看来，地球人已无法阻止某些地方行政权力的无序扩张了。转型期的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多考验，如今唯有重新构建经济增长之外的法治环境。是时候反思“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了。